近日来，由中美贸易战引起的讨论甚嚣尘上。观察坊间言论，大多聚焦于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企业待遇等等方面。我们当然需要众方家出谋献策，在战术上取得先手。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中美磋商中聒噪的槽点，仍然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两国针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话语权之争。

经贸话语：打压秩序挑战

在贸易层面，美国要求中国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实行对等（reciprocal）贸易，缩减贸易逆差。美方理由是，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两国存在极大的贸易不平衡，故中国应向美国敞开市场，广泛降低关税，大量进口美国产品。然而这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原因有二：

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根本来源于其货币政策。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要保证其国际流动性，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的贸易赤字，以使美元不断流出（即著名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只要美元试图保持其垄断地位，其贸易逆差必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大。

第二，美国国内多年来长期（有政策支持的）的过度消费。截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过21万亿美元，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美国2017全年度GDP约19.4万亿美元）。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4.4%，但消费了占全世界22%的商品。大规模的过度消费必然导致美国大量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从而形成贸易逆差。

不难看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国内长期寅吃卯粮，消费超过生产；国外推行美元强权，人为货币输出的共同结果。单方面要求中国缩小顺差犹如缘木求鱼，只会使赤字向其他国家转移，根本不可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那么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从中国角度来看：2017年开始，中国在时隔两年之后又出现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长期顺差导致中国积累了巨量的美元储备，形成非常大的压力。而由于美国对中国限制投资，不向中国开放其高技术市场，这个巨量外储大都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资产收益率很低。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大量吸引海外资金，再将之转化成对海外的投资，形成美国金融资本收益的重要来源。据统计，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平均收益率约在19-21%，远远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而中国资本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收益率，常年平均在3%以下。这种投资收益率严重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维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开始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将自己过剩的外汇储备与过剩的产业资本配合一同向外投资，同时中国也开始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原油期货市场以及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这都是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环境下提高资本收益率和竞争力的战略选择。而这些行为事实上一方面影响到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也在试图改写国际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的秩序和游戏规则。“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都触及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中的实际利益。

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任何只强调美国实体经济逆差，却不提其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顺差的观点，都是片面和误导性的。美国大量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形成本国经常项目逆差；同时诱导出口国用商品贸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到其资本市场进行再投资，形成本国资本项目顺差。整个体系中由此出现两套话语：前者叫“自由贸易（free trade）”，后者叫“资本流动（capital flow）”。其结果，是美国既享受了出口国廉价的商品和劳务，又以极低的利率成本享受了其资本流入；而中国则在实体产业和金融层面都无利可图。美国之所以可以如此双手捞金，正是因为同时掌握着贸易和资本两套系统的话语权。

所以说，美国缩小逆差的主张，实质是在宣示自己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强权地位。美国在其主张中申明可以对其划定领域的中国投资进行限制，或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而中国既不能挑战也不能报复[1]。美国甚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按照美国期望进行市场化竞争，美国会考虑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这意味着美国有可能通过其他区域性贸易协定（如TPP、TTIP等）来架空中国作为成员的WTO，重新建立一个世界经济贸易规则体系，而将中国排斥在外。这个话语的内在逻辑是，作为贸易秩序的制定者，美国享有这个秩序的解释权，而秩序本身必须向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运行。即使在制度框架之下，如果美国无法充分实现自身利益，其随时可以摆脱该制度约束，重新定义话语体系。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施压，本质是要迫使中国放弃挑战美国的话语制高点。

战略话语：支配中国发展轨迹

在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美国要求中国保护美方知识产权，停止扶持“中国制造2025”，限制中方在“敏感技术、敏感领域”投资。其中美方的主要指责焦点，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2]。今年年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 Annual Report）》中提出，美国将“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或者任何仿效其政策的国家——破坏真正的市场竞争[3]”。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变。2017年12月18日，Trump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4]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rival power）和挑战者（challenger），将中国列为美国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美国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取了竞争力，用违反知识产权的办法获得技术进步，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取得了竞争优势，而美国要切断这些使中国获益的渠道。

今年3月，美国国务院曾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Kurt M. Campbell与曾任美国前副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联合发表题为《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5]）》的文章。文中提到，“胡萝卜与大棒都没能使中国变成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外交与商业的接触和包容，也没使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变得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政策也没制止北京寻求取代美国主导的制度的核心内容。自由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有力地引诱或是限制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使美国许多期望落空”。

“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然而，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止了。与西方的期望相反，在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时，北京反而加强了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续的增长没使中国变成一支更加开放的力量，反而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及国家主导的经济合法性服务了”。“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巨大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

简而言之，就是说美国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发展商贸关系的政策，没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使中国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过去的对华政策不成功，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无论是“胡萝卜”还是“大棒”，都是为了使中国按照美国的规则发展，中国市场也要按照美国的要求向其开放。

而在中国看来，美国为其指明的是一条充满陷阱的道路。在产业竞争层面，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端产业的转移和输出；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对高端及核心产业的把持和垄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对其形成产业依附，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压制在产业链底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依赖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依赖发达国家的产品市场进行销售。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命脉和产业地位完全受到发达国家支配，在国际贸易中毫无议价权可言。这一点上，南亚和东南亚的“血汗工厂”就是鲜活的案例。

在资本竞争层面，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而在发达国家则相对过剩，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资本价格高于发达国家。同时掌握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发达国家通过债务资产化以及债务、货币双增发大量制造低价资本。因此只要是实行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必然出现外资大量流入控制本国市场，金融风险剧增，最终导致本国经济失控甚至崩溃。在这方面，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大国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前车之鉴。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想要独立长足发展，就必须摆脱美国在产业和资本方面的双重支配。而要摆脱这些支配，只有通过政府强力主导才有可能发生。

去年11月，《时代（TIME）》杂志发表封面文章《中国赢了！——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China Won！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6]）》。文中提到，“中国的专制资本主义模式本不应该能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繁荣了。就在5年前，西方一致认为，中国总有一天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来维护政体合法性，中国不能维持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甚至比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更加完备，更可持续。”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成功，是把持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制高点的美国无法接受的。为了维护自身话语逻辑，美国必须遏制中国在当前发展道路上的继续繁荣。贸易战只是表象和手段，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在于胁迫中国按照美国的叙事逻辑和规定的发展轨迹在其话语框架下运行。

通过上述对经贸话语和战略话语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利用自身强权和话语高地，来打压中国挑战，维护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上的地位不被动摇；同时通过迫使中国改变发展战略来支配中国的前进方向。

中国如何应对？

目前国内针对贸易战的呼声大概有两类：一类主张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都可以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贸易战可以避免；另一类则主张中国并不怕打贸易战，如果要打，中国一定奉陪到底。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都无法解决背后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无论中国打不打贸易战，打不打得赢贸易战，我们都没有走出他者的话语体系，仍在试图用西方话语逻辑来解释自身行为。这样的战争，不论打或不打，我们都输了。

中国作为国际经贸的后发国家，无可避免地处于话语弱势，尚未形成与自身体量相匹配的国际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自身话语的构建对于我们尤为重要。中国在西方强势话语所构成的挑战面前，能不能有效地解释自己，能不能形成自身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对话，这将是未来中国能不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演进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性条件。如果我们无法解释自己，形成逻辑自洽，而只能用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来描述我们的经验过程，那么中国就无法真正拥有参与国际对话的能力。

未来的全球竞争将取决于话语建构和制度建构。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话语权，就不可能拥有制度权。而如果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解释体系，也就没有形成话语的可能性。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恰恰是跳出对西方强势话语的依赖和智力从属（intellectual subservience），发展出自己的国际话语，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今天的中国已无法再被任何一个国家所忽略。而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必将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形成进一步的压力和挑战，并且影响当前的国际利益结构。未来迎接中国的将会是更多的国际秩序变革和深度博弈。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个漫长而充满挑战的过程，而贸易战恐怕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