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疫情影响开始逐渐减退，西方国家也继中国之后逐渐开始复商复市，而市场却显露出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精分景象。

作为消费市场的美国貌似已经走上经济V形反转的复苏之路：美国5月份新增非农就业250.9万人，失业率较4月下降3.4%[1]（6月6日BLS修正后数据）。紧接着6月5日周五交易日NASDAQ指数全面收复3月以来的跌幅并在盘中创下9,845.69点的历史新高，道琼斯和标普500也分别回到了接近2月高位的水平。要知道，这尚且是在当日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超过两万人，多地街头运动仍在持续的背景之下。

与此同时，较早走出疫情影响的中国，反而出现企业风险规模性爆发的趋势。大量中小企业本就杠杆畸高、融资困难，经历数月疫情资金链已然开始断裂；部分一线城市已然出现房贷违约集中上升，法拍激增的情况；而与之呼应的，则是近日坊间甚嚣尘上的地摊经济、全民带货的奇葩现象。

应当意识到的是，美国当前的就业复苏集中于服务行业，代表的是经济活动的复苏而不是产业复苏。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灵活性颇大，必然复苏时间较短而成本较低。表面复苏的背后，仍是实体经济产业链的断裂和长期低迷趋势。

与此同时，2020年上半年，美联储和财政部通过扩表[2]、降息[3]、增加赤字[4]、专项预算[5]等释出的流动性加总已超过13万亿美元（2009-2014年，美联储5年间先后4轮量宽，向市场注入的总流动性也只有4.5万亿美元[6]）；而同期内，大宗商品价格和可选消费品价格并未明显上涨。这意味着，无底限量宽的资金大量进入资本市场，引发股市大幅反弹，却无法提振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基本面实际仍处于低迷之中。资产价格虚高而实体经济低迷，恰是经济危机教科书般的前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供应链的断裂。由于物流原因，国际供应链的需求端反应较供给端存在大约两个月的滞后性，而这恰恰约等于本次疫情对一国经济的瘫痪时间：2-3月中国全国停工抗疫期间，海外市场有疫情前的库存支撑；4-5月份中国开始逐步复工复产弥补之前订单时，恰好是疫情在海外大量扩散，经济活动普遍受阻，只有抗疫相关物资相对短缺，需求端的总体下降跟供给端前两个月的生产停滞相对同步，而此间欧美市场的很多经销商和品牌商开始倒闭；到了5-6月份，产能已基本恢复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意识到，已完成订单的甲方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而由于前两个月国外市场的封闭，又缺乏新订单到来，这时全球供应链的节奏错配方才开始显现。此时，资金链已承压3-4个月的制造业企业普遍处在强弩之末，第二季度势将迎来中小企业的集中倒闭潮。可以预见的是，同样由于供应链的反馈滞后，这种供求不匹配的问题将在6-7月开始在重开后的欧美市场显现，从而进一步影响当地实体经济和消费市场。

以上这些都是疫情对国际经济带来的直接影响，而我们还没有讨论“房间里的大象”——中美全面脱钩。

我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疫情固然是经济动荡的直接诱因，而真正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之前近80年来的模式几已无法持续，秩序变革已是必然。肯尼迪公共政策学院教授Graham Allison在其Destined for War （中译《注定一战》）一书中提出，在任何国际体系中，一旦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便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从而宿命性地爆发冲突，是为“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历史上16次类似的案例中，有12次以战争告终，只有4次最终避免了战争宿命。对于当前中美关系而言，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守成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同时中国又是当前全球产业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经济全球化的内生危机与中美大国博弈的变量互相交织，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和国防部网站同时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反映着中美博弈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最新动向。《方针》明确宣布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on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并称：“为应对北京的挑战，（美国）政府采取了竞争性的对华政策”，同时“对日益增强的双边摩擦有更大的耐受度” [7]。

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之下，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将在政治、经济、科技、贸易、金融、学术、传媒、军事、国家安全等方面与中国进行直接战略竞争，并对中国进行限制和孤立。中国不应幻想这是一场一对一的竞争，而更有可能是一场中国与西方阵营之间的竞争。正如美国NBC记者在今年两会总理答记者问时所称，新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

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施压、市场限制、技术排斥、金融打压、供应链脱离、货币武器化，以及日前一度威胁的两国断航。

同样在这样的政策框架和外交氛围之中，即使没有疫情，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从规避政治风险和减少对中国单一来源贸易依赖，同时解决本国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的立场出发，也必定会对全球产业链进行重构，在本国和其他国家寻找和培育产业链中中国的替代方。这便是美、日等国花重金鼓励本国制造业回迁的原因。

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回迁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并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与产业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相违背。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计入对政治和贸易风险的动态考量。2020新冠疫情给各国上的重要一课就是，链条单一而缺乏冗余（slack）的产业链在全局性风险面前的表现是多么脆弱。即便出于最严格的经济理性，对此风险的分散和规避也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正如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所指出，当前美国国家战略遵循的是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大国博弈将是国际政治理性的核心。在这样的理性指导下，实体产业、战略性产业回迁本国，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则是美国必要的也是必然采取的战略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一方面必然在中国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和外贸企业倒闭，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技术排斥劳动力，即使实体产业回迁也不会大量增加就业和劳动力收入，反而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购买力相对下降，势将进一步加重国内居民的生活成本和债务负担，加剧贫富分化。发达国家居民负债本就普遍偏高，由于产业链停滞、重组带来的失业和额外成本极易引发街头运动，过去两周来美国各地种族问题集会迅速演变成打砸抢的骚乱，其实质就是贫富分化问题在特定族群的集中爆发。

在可预见的未来，由于全球化瓦解带来的社会失序和街头运动将在全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此起彼伏，这也是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产业链断裂和被迫重构导致制度成本无法继续转嫁的结果。

与社会失序和街头运动伴生的，是各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进一步抬头。而这两股势力不仅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使国际关系更加对立；更会加速当前全球化秩序的瓦解，甚至引发地区冲突。

国际经济体系不断积累的制度成本使得全球化危机成为必然；中美大国博弈为这场危机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而疫情导致的国际供应链断裂，则为一场“完美风暴”提供了契机。即将到来的，恐怕并不是很多人宣称的“V形反转”；2020年，吊诡的还在后面。